我于1930年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又于1980年北大筹建社会学系时,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其间跨越了50年,却一直与北大保持着很深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燕京、清华、西南联大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都无法与北大分开。
1930年我是从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转学进入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的。30年代的青年遇到了中国普遍贫困的时期,又赶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因此当时我认为中国紧迫的社会问题是广大群众的饥饿问题,我选择学习社会学并把了解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自1936年进行江村调查至今60多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个愿望在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人文世界,以期参与脱贫问题的努力,使中国人民逐步进入现代化的时代,能以平等地位进入世界各国的行列。直到1997年我感觉到实现和平和平等的世界的早期愿望正在逐步成为事实。这是历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天下大同”早就是中国文化千年求索的目标。
在这个心情里迎来了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回想解放初期参加开国大典时有机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情景,5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了。
形势大好也明确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进入新世纪时的责任和使命。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一直标志着中国文明进步的里程碑。五四运动预示了独立、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精神的开始,为我们那一代青年人指明了中国人前进的方向。我这几天正在看刚出版的我的同代人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的遗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深有感触。这本书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这是一本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它用古代遗传的实物来实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在中国人面临空前大转型的时刻,在学术方面集中了北大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这样一本著作,意义深长,引起了我的深思。
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过程中接纳了早年清华国学研究所创始的优良传统,推动了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人文学科就是以认识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在文化传统上说,世界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像我们中华文化那样久长和丰富。我们中国人有责任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继往开来地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中国人几千年来的理想,就是要实现一个人类和平共处并共同发展的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应互相冲突,而应相互协调。这就需要培养能完成这一使命的人。北京大学有这样的传统,从五四运动开始,它在近代已经起了很好的作用,她最早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它提倡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它有超过西方文化的宽阔胸怀,反对霸权,反对控制他人;它提倡世界大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发挥各有特色的人类文化。
北京大学的已有传统,说明上一辈人已走出了几步,打下了基础,但是这还不够,不能停留,百年庆典时应当回头总结一下,进一步肯定历代中国人在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今后的责任,不能凭感觉,靠空论,而是要实事求是的,脚踏实地的真正进行科学研究,来表达出我们共同的认识,融汇为大众的文化。
21世纪的人类的重大任务就是跨文化的交流,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创造更美好的前途。我们今天已看到了平等对待、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尚属有待实现的理想。我们中国五千年的实践已证明众多人口和众多民族是可以一起共同生活的,这是中国文化凝聚力的表现。香港的回归,“一国两制”又证明了当前的不同社会制度是可以共处的,香港的回归不单单是为我们两百年来忍辱负重的岁月作出句号,更大的更深远的意义是在于一国中可以有不同制度协调并存,这是邓小平理论的创造,就中国文化而论又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中国文化讲王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权,现在西方似乎仍有人相信物质力量能用来压倒别人的理性观念。其实如果没有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价值观,就谈不到真正的全人类团结成为一体的前途。
1997年是一个重大转折,表现了中国地位的复兴,世界再也不能忽视中国的声音了。那么谁来表述这个声音?我认为这是这一代有“文化自觉”修养的学者的责职。北京大学在庆祝百年纪念时要起一个带头作用。我希望21世纪高等学校在培养目标方面要强调培养能理解和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才。我们光有自然科学来对付物质世界是不够的,还要看到中国文化中存在着重视协调人与物、人与人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要进一步加以发扬,并培养出胸怀更为开阔的,不但能为中国人民服务,还能为世界人类服务的人才。我们不但不排斥,而且要吸收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
我常讲中国人在认识中上有祖宗,下有子孙,个人生命只是长江大河中的一滴水,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有一个不死的东西,那就是历代人们共同创造的人文世界,而且这个人文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人文和社会学科就是要研究这个不断发展的人文世界。
我特别希望社会学、人类学年轻一代学者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那就首先要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向人民学习,要懂得生活在文化中的人是有聪明才智的,他们正在不断创造,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吸收营养。我们的任务是用科学的方法把看到的事实讲清楚,讲得人们都能明白。我期望年轻的学者如果同意这个道理,自觉地坚持这样去做。
北京大学要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继续培养出蔡元培时代能兼容并包,进行综合发挥的学者,还要培养能接上本土五千年的历史,有开阔胸怀的大学者。这就需要给青年人更多的条件和机会,让他们接受多种多样的文化,囊括世界各国文化中的优良部分,培养他们学会表述中国的人文世界,整理出来有思想有创造性的成果,并不断开拓前进。
作者简介费孝通,1910年11月生,江苏吴江人。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193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于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科研和领导工作。1979年起任北大教授。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现为北大教授。